從互聯網發展的角度來看，互聯網向“產業互聯網”發展，這不只是一種增量改進，而是讓“產業”發生范式變遷。因此必然會涉及到與原有產業范式的競爭、沖突，必然經歷一個對原有產業體系的“創造性破壞”過程，從而解構原有的產業格局，形成新的產業秩序。

文 | 王毅清華大學經管學院副教授、清華大學技術創新研究中心副主任

朱恒源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創新創業與戰略系副主任、清華大學全球產業研究院副院長

技術-經濟范式遷移是后發經濟體從追趕躍遷至領先行列的機會窗口，當前正在發生的這場基于新一代信息技術的智能化革命，是中國產業轉型升級的歷史性機遇。如何才能把握住這一難得的機遇？我們認為，產業互聯網是一個重要的抓手。

在物聯網、人工智能、云計算、大數據等新技術及市場需求的驅動下，產業互聯網發展動力充足、發展前景明朗，但是，通往未來的道路略顯模糊，眾多參與者正在摸索前行。

大致來看，目前存在這樣兩條探索路徑：

一條是德國和美國率先提出并實踐的B2B2C的道路，即以生產為核心，從生產過程的數字化和智能化，向外擴展到整個產業體系；

另一條是中國領先的互聯網公司提出C2B2B的道路，即從2C端出發，從連接消費者到連接為消費者提供服務的廠商，從連接消費場景下的人到連接工作場景下的人，從而把數字連接擴展到為消費者提供產品和服務的各個環節。

無論哪一種方式，都必然重構現有的產業鏈、創造新的產業邏輯。

至于哪一種道路更有可能實現，業界有很多的討論甚至爭論，也有很多不同的實踐探索。在我們看來，與其執拗于不同路徑之爭，莫如把問題交給市場，發揮市場主體的創造性和能動性，走出適合自己的升級之路。

站在經濟發展和產業總體的高度，將產業互聯網置于范式變遷的視角下來觀察，或許有助于實踐探索者找到適合自己的道路。

1、高質量發展開啟

中國經濟經歷了近40年高速增長的奇跡，連續跨越了貧困陷阱，2019年達到了人均GDP1萬美元的水平。按照世界銀行的分類，中國進入了上中等收入國家行列。

學界的共識是，中國經濟要繼續保持發展，就是要由高速增長邁向高質量可持續的發展，而面臨的一個挑戰是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歷史上有許多國家或者經濟體，在整體度過了經濟發展的初級階段，進入中等收入國家以后，經濟的增長失去動力，持續在中等收入階段徘徊數十年。

中國經濟的體量，已經是全球第一，為世界經濟增長提供了1/3的動能。這樣一個經濟體，如果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對世界經濟的發展當然不是好消息，對中國自己的發展、對中國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無疑也是一個巨大的悲劇。這也是近些年來，所有有志的學者念茲在茲，不斷研究，想要解決的關鍵所在。

藥方大家有共識，就是創新：把經濟發展由更多地依靠土地、勞動力等基礎要素的投入，轉移到依靠創新上來。日本、韓國、新加坡以及中國的臺灣地區等少數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體，其成功經驗，即是創新。

以日韓為例。

上個世紀50年代，晶體管技術的發展帶來了全球消費電子產業的興起。在這一新興產業，日本企業學習和利用了發端于美國的技術，把物美價廉的消費電子產品帶給了全球消費者，由此開啟了日本消費電子產業走向世界之門。日本許多有全球影響力的大企業，如索尼、松下、三洋、先鋒等，都發跡于消費電子產業。
韓國企業的興起，最早也是從消費電子產品制造開始的，但韓國產業的全球影響力，則是建立在上世紀90年代興起的信息技術上。以三星為代表的韓國企業發展了從模仿到創新的產業學習模式，整個產業界對電子信息技術進行持續的投資和研發。到21世紀初期，韓國的電子信息產業開始有全球影響力，內存、液晶顯示設備、無線通訊產品在世界市場都具有領先地位。

可以說，日韓均是抓住在發達國家發端的新興產業，努力學習，開發新的產品品類、開拓新的行業，并將這一過程中獲得的經驗、技術、管理方式等反過來運用于已有的產業，從而推動了整個經濟體系的轉型升級。
日韓的轉型升級以“雁行模式”，外溢到東亞其他國家，促進了“亞洲四小龍”的產業升級，于是出現一個加起來2億人口的社會進入高收入發展階段的東亞奇跡。這不僅僅是一個技術升級、產業轉型的事件，對全球經濟和社會的影響，也不可小覷。

日韓的經驗固然振奮人心，然而，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是，在這個從資源驅動到創新驅動的產業升級轉型的過程中，后發國家必然面臨來自發達國家的競爭壓力，畢竟發達國家已經走過了中等收入階段，能夠投入更多的資源來創新。在與發達國家的創新競爭中，后發國家如何才能從追趕到超越，實現向創新驅動的轉型呢？
歷史經驗表明，范式變遷會帶來后發國家興起的機會。
日韓等經濟體轉型成功，正是因為抓住了電子信息產業革命（也被稱為第三次產業革命）所帶來的技術-經濟-社會范式變遷的機會。先是日本從消費電子產業起家，接著是韓國從信息通訊技術行業突破，而后以“雁行模式”外溢到東亞其他國家。
隨著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經濟起飛并成功轉型，一個加起來兩億人口的社會進入高收入發展階段。這不僅僅是一個技術升級、產業轉型的事件，對全球經濟和社會的影響，也不可小覷。

2、范式變遷
新技術革命和產業革命交織在一起，形成技術-經濟范式的變革。
技術-經濟范式包括一系列相互依存的技術、產業組織、商業模式以及管理創新，這些彼此關聯的因素相互影響、反饋循環、持續演進。英國塞克斯大學科技政策研究所（SPRU）根據創新對社會的影響程度，依次將其劃分為漸進創新、重大創新、技術系統變遷以及技術-經濟范式的遷移。
所謂“技術-經濟范式的遷移”，是指在通用技術取得關鍵性突破后，相互關聯的“技術族群”出現大規模創新，并在各產業滲透，其影響可擴展到經濟的方方面面，并最終改變社會-制度結構，完成新的產業革命。
在人類產業發展的歷史上，此前由技術-經濟范式遷移引發的產業革命有三次：機械化革命、電氣化革命和信息化革命。每次產業革命雖然發端于技術，但其影響所及，遠不止是技術系統的變化，更重要的是，在技術系統的支持下，整個社會的生產結構，會向新的產業范式轉軌。
新的技術應用、新的生產關系慢慢孕育、成型，并大規模地擴散，最終導致整個社會結構的變遷，并在這個過程中產生新的生產方式、新的產業結構、新的商業形態、新的社會組織方式甚至新的社會生活形態。
第一次產業革命讓人類生產擺脫了對人力和畜力的依賴。
蒸汽機的發明和大規模應用，實現了生產的機械化，機器為主的現代工廠取代了傳統的手工工場，原材料、工廠、貿易商之間形成初步的分工和協作體系，這一體系在以紡織為代表的新興產業得到發展和完善。
第二次產業革命誕生了電力、汽車、化工新產業。
電的發明和廣泛應用實現了生產的電氣化，同時，零部件標準化及流水線模式改變了生產組織方式，使得分工效率大大提升。福特一體化的大規模生產方式使得像汽車這樣原來只能為少數富裕家庭擁有的消費品開始進入尋常百姓家。大規模生產方式向其他產業擴散，帶來了物質的極大豐富，社會進入消費時代。第二次產業革命形成了規模化生產、大規模同質消費的模式。
第三次產業革命不僅孕育了電子信息、計算機、互聯網等新產業，還構造了一個新的全球化世界，其影響延宕至今。
隨著計算機、通訊和互聯網技術的普及，產業活動得以全球分布，一方面，促使先進技術和管理方式在后發國家本地形成溢出效應，從而帶動了后發國家產業能力的提高；另一方面，促進了產業分工的深化，使得產業價值鏈結構在全球呈現碎片化的網狀分布，形成了全球產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相互依存的格局。

信息化革命的結果，就是在全球形成了分布式生產、差異化消費的產業基本格局：在供給端，產業價值鏈在全球碎片化分布，每一個國家和地區，按照自己的資源和能力稟賦，各司其職，形成了全球價值網；在需求端，為了盡可能滿足不同消費者的需求，廠商往往開始做市場細分，給身處不同發展水平國家的消費者群體提供不同的產品。

產業革命時期，一旦發生范式變遷，則新范式下的領先者不一定是原有范式的領跑者，而有可能是搶先完成范式轉移的躍遷者。也就是說，在產業革命引發范式轉移的歷史時期，存在著不連續的、結構化的機會。
美國能夠在19世紀中期開始從追趕實現領先，就在于把握住了第二次產業革命的機會。
第二次產業革命初期，美國的工業體系整體與歐洲 (特別是英國)比，相對落后，引發第二次產業革命的主要基本技術原理和發明，大部分都在歐洲發軔。但是這些產業技術，卻在美國獲得了迅速、全面、徹底的擴散，并相應地建立了與之相適應的技術社會體系。
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產業革命發生時，創新要素往往是圍繞需求活躍區域聚集的。產業革命雖然發端于技術，但技術落地卻離不開具體的市場需求與應用場景。更重要的是，幾乎所有產業革命發生時，相對于原有的社會結構來講，技術都是過剩的，市場需求因而成為稀缺資源。
當時的新技術發展超出了歐洲普通消費者的想象——“如果你問顧客，他們的需求是什么，他們會告訴你需要一輛更快的馬車”。同時，歐洲當時的社會制度也在某種程度上阻礙了新技術的應用。例如，1865年英國通過“紅旗法案”，規定汽車上路，必須有人手持紅旗在前面開道，且汽車時速不得超過5英里。
這種“馬車優先”的制度，顯然不利于新興的汽車市場需求的形成。新技術需要市場需求的“培育”，也需要一系列面向未來的配套制度改進，才能以商業的方式，推動制度改進和產業變遷。
總而言之，技術是內嵌于已有社會結構之中的，通過企業家的創新，技術能夠創造性地改變社會的生產方式，催生一系列新產品、新行業。這些新產品新行業的誕生，必然會導致社會組織、沖突協調等產業和社會治理機制的隨之改進，從而從根本上推動人類社會進入新階段。

3、智能化革命來襲

隨著物聯網、大數據、云計算和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術的發展，一場新的產業革命在全球初露端倪。
這是一場基于智能化的產業革命，以巨大的需求規模做支撐，足夠多樣化的產業網絡節點為基礎，生產設施在社會中網狀分布，產能被多個商業主體共享，從而既能大規模生產、又能按需定制。最終將形成一個全新的、用新型互聯網技術連接的、輻射全球的新產業網絡，為全球消費者提供他們需要的產品和服務，在整個社會形成智能化生產、個性化消費的新范式。
所有國家和經濟體，無論轉型早晚、快慢，最終都將卷入這場產業范式變遷的大潮流中，而這次產業革命，也為后發經濟體提供了一個從追趕躍遷至領先行列的機會窗口。在經濟轉軌的當下，我們能否把握住這個歷史機遇，實現產業轉型升級，從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進入發達經濟體行列？
中國抓住智能化產業轉型的機遇，有這樣幾個有利條件。
首先，在這場新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到來的時候，中國剛剛完成了由低收入國家向中等收入國家的轉型。
中國經濟的產業結構比較均衡，還有全球規模最大的制造業體系。與其它國家相比，我們產業結構門類齊全、體系完整，這意味著在幾乎所有領域的技術創新，幾乎都可以形成與中國制造能力的連接。
其次，在產業轉型之前，中國已經完成了科技起飛。
中國的研發強度在2000年首次超過1%，到2013年就超過2%。2018年研發經費占GDP的比重達到2.19%，是僅次于美國和日本之外的第三大研發投入國。如今，中國是全球研發工程師最多的國家，專利和科技論文產出一直在全球名列前茅，盡管質量和人均水平還有待提高。但這是中國產業中所蘊涵的巨大的創新能力要素，這些能力要素能夠發揮出來，在全球范圍內尋找應用和市場，就能極大地推動中國的產業升級。
需求乃創新之本，創新的產業生態往往最容易在需求最為旺盛的地方出現。任何創新，都需要一定規模的需求做支撐，否則企業的創新投入沒有回收的可能，企業就可能在創新上踟躕不前。
有別于成熟發達的歐美和相對狹小的日韓市場，中國作為一個新興的發展中大國，各個領域需求的巨大市場，為企業新技術的孕育提供了必需的需求規模。另外，中國市場上，不同消費者群體差異很大，不同產業主體技術水平也參差不齊，在未來一段時間也都要升級，但升級所導致的需求重點會有差異。
中國市場上這種需求的差異性，將提供多樣化的應用場景，讓不同的技術方案和升級路徑都可以得到探索、試驗。在全球范圍內，中國規模巨大、差異也巨大的市場需求，會成為全球創新產業生態系統演進的巨大動力。
過去20年的發展，中國在消費互聯網領域，形成了全球最大的電子商務網絡，基本完成了消費端的數據化遷移。通過這一過程，我們積累了龐大的數字技術使用人群，有用新的信息技術對產業進行改造的經驗，以及行之有效的產業創新系統。把這個系統與中國多樣化的產業結構相結合，使新的智能化技術由消費端向產業端遷移，完成對供給端的改革改組和改造，將有助于推動產業范式的變遷完成。

4、產業互聯網：智能化革命的抓手
各個國家原有的產業基礎不同，經濟發展水平以及社會文化制度體系存在差異，因此，產業轉型的路徑和方式，也可能具有顯著的不同。龐大的消費互聯網和體系全面的制造業結構，是中國當下產業結構的兩大獨特優勢，也預示著中國將走出不同于其它國家的產業范式變遷的路徑。
具體來說，即在全世界率先演進出一個以互聯網為“連接”的、深度融合傳統產業且與之共生的新生態，這個生態體系，可以稱作是“產業互聯網”。
有意思的是，產業互聯網的這個發展方向——互聯網技術從消費端向產業端的遷移，是業界最先提出來的。王興在2016年的一場演講中提出中國的互聯網產業進入了下半場，其實質是“各個行業從上游到下游的產業互聯網化，不是僅僅停留在最末端做營銷、做交易那一小段，而是真正能夠用互聯網、用IT全面提升整個行業的效率”。
2018年，騰訊董事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馬化騰則進一步指出，“移動互聯網的主戰場，正在從上半場的消費互聯網，向下半場的產業互聯網方向發展”，他認為互聯網將全面滲透到產業價值鏈，對生產、交易、融資、流通等環節進行改造升級，最終對整個經濟產生全方位、深層次、革命性的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馬化騰、王興等中國企業家提出的產業互聯網這一升級路徑，與美國和德國提出的升級模式有重要的區別。
德國和美國率先提出并實踐的是“B2B2C”的道路。
德國提出的“工業4.0”、美國GE等企業提出的“工業互聯網”，其本質是一樣的，都是希望通過新的信息技術，對生產過程進行數據化和智能化改造，形成更具有效率的生產系統，從而升級和改造已有的制造體系，并由此擴展到與生產相連的供應、配送、運行、維護以及設計、開發等環節，形成全新的從生產、到配送到消費的體系。
在這個體系中，生產是核心，從生產過程的數字化和智能化，向外擴展到整個產業體系。在國內，也有一些產業人士稱之為“工業+互聯網”的演進路徑。
另一些人士認為，產業互聯網的發展應該走的是“C2B2B”的道路，即從需求端出發，逐漸往上游擴展，從2C的互聯網應用逐漸向2B端，對生產端的各個環節，逐步進行擴散和改造，最終對整個產業的各個環節（包括生產制造環節）進行徹底的重構，形成全新的以新的智能技術武裝的、覆蓋從原料到消費服務的全鏈條的新產業結構。
在這一思路看來，中文語境下的工業互聯網，是產業互聯網的一個子集，車間端的產業互聯，則是產業智能化的最后一公里，而不是起點。
無論哪一種想法，最后都是要新的互聯網技術，對產業進行全面的改造，打通從原材料到用戶服務的全價值鏈，實現企業內部和企業間產業活動的有效連接；這樣的連接能夠在更大的范圍內實現網絡協同，并實現決策上的數據智能。
因此，不僅僅是面對消費者的一端，也不僅僅是對企業的服務，更基礎的是企業的內部管理、業務流程在線化，也包括線下實體業務環節（制造加工、用戶服務）的數字化，以及產業鏈上下游企業間的數據傳遞、活動協調與價值分配。無論哪一種方式，都必然重構現有的產業鏈、創造新的產業邏輯。
至于哪一種道路更有可能實現，業界有很多的討論甚至爭論，也有很多不同的實踐探索。在我們看來，中國市場需求規模大、差異化明顯，上面無論哪種路徑，都能找到試驗和應用的環境土壤。與其執拗于不同路徑之爭，莫如把問題交給市場，發揮市場主體的創造性和能動性，走出適合自己的升級之路。
過去二十年，我們的企業家能將中國的消費互聯網規模做到全球第一，在未來的發展中，相信他們也能通過創新推動整個產業的轉型發展，走出有中國市場特色的產業創新之路。

5、探索產業范式轉型的中國道路
從互聯網發展的角度來看，互聯網向“產業”互聯網發展，這不只是一種增量改進，而是讓“產業”發生范式變遷，因此必然會涉及到與原有產業范式的競爭、沖突，借用熊彼特的術語，必然經歷一個對原有產業體系的“創造性破壞”過程，從而解構原有的產業格局，形成新的產業秩序。
這種創造性的破壞，會對原有產業中居于主導地位的組織和組織形態形成巨大的沖擊，這些原有范式的主導者自然會對新范式進行抵制。
因此，一個更易實現的產業范式變遷路徑，可能是從原有范式下相對薄弱的領域發軔，隨著技術的進步持續卷積，逐步滲透到更加廣闊的領域，通過對已有產業結構的解構和重構，最終完成范式變遷。過去20年全球零售業由傳統“店商”到“電商”的演進，生動地詮釋了這樣一個通過外來者“創造性破壞”，重構整個生態體系的過程。
充分發達的消費互聯網、相對齊全但發展水平參差的制造業，以及不發達的企業服務是中國的特色，中國的產業升級之路，也最有可能從這里出發，尋求新的突破。
過去20年中國發展了全球最為先進的消費互聯網，積累了面向未來智能化產業范式的大量實踐探索，其中的一些經驗，遷移到各個產業的上游，受到的阻滯相對較小，是范式變遷的自然路徑，容易形成產業可持續發展的模式。
從2C端出發，從連接消費者到連接為消費者提供服務的廠商，從連接消費場景下的人到連接工作場景下的人，就可以把數字連接擴展到為消費者提供產品和服務的各個環節：不僅包括企業間的價值鏈環節，還包括企業內部的研發設計、物流供應、用戶服務、甚至內部組織管理，這樣就可能把企業的活動數字化，并與其它企業形成有效的鏈接和網絡協同。在這個過程中發展了一系列從底層技術到業務賦能平臺，再到行業應用的三層架構，并形成多平臺、生態化演進的整體趨勢。
我們堅信，初現端倪的智能化革命，正是中國產業的歷史性機遇，也是包括互聯網企業在內的所有中國企業的新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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