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中美跨境投資，近年來風投界大都圍繞著技術創新型投資大作文章。2017年，面對著技術資產估值泡沫和美國政策環境調整的雙重風險帶來的壓力，資深跨境投資人劉勇認為除了技術型投資，中美跨境投資將出現新的方向。
來自硅谷老牌風險投資機構美國中經合集團的合伙人劉勇博士，其本人在跨境投資領域資歷頗深，曾主導聯想集團、百度的海外投資并購，并擔任過聯想之星、賽伯樂等多家投資機構的硅谷投資顧問。作為美元VC，中經合推進中美跨境投資已有20余年的時間。
近期，劉勇針對中美跨境投資的前世今生及未來發展趨勢、中美創投環境和創業者差異等問題進行了深度剖析，以下是整理的問答實錄。
當我們談到跨境投資，好像大都是圍繞技術創新型的投資？能簡單談一下這類投資是怎么火起來的？
劉勇：從2010年到現在，我其實見證了一個比較完整的中美跨境技術投資趨勢的轉變。
2010年那會兒幫聯想做并購的時候，中資企業境外投資還比較少。那時候美國公司總體是比較有偏見的，考慮到技術剽竊和IP侵權等風險，很少有技術公司愿意與中國投資機構和中資企業打交道。當時聯想集團是少數在硅谷積極進行投資并購的中國跨國企業。
到了2013年，中國互聯網公司開始通過投資并購來獲取新的產品技術以及新的市場機會。比較典型的就是阿里巴巴和騰訊兩家，在海外尤其是美國硅谷大肆投資。騰訊收購、投資了很多游戲相關公司，阿里巴巴則進行了非常多樣化的投資，遍布很多TMT領域。
到了2014年，一些國內上市公司，尤其是市值在一、兩百億左右的創業板科技公司開始出海做技術并購。15年下半年到16年，大量的非上市企業、民營企業和個人也開始出海做早期投資，側重種子、Pre-A甚至少量A輪項目，很多華人為主的基金開始在硅谷出現。
15到16年，在硅谷拿到天使投資、種子投資的公司數量一直在增長，一個很大的推動力就是海外跨境資本的進入，其中相當大的一部分是由中國投資者貢獻的。這一時期可以說是跨境技術投資發展最蓬勃的時候。
跨境到美國進行技術型投資的熱度一直持續到2016年上半年，從2016年下半年到2017年開始，熱度開始減退，但是中國投資者在硅谷的投資的總量還是很大的。
形成這種跨境投資，尤其是以技術型投資為主的跨境投資有以下兩個原因：
首先，從硅谷整個創投創業大環境的發展周期來看，2015年算是一個時間節點。
2015年之前，硅谷的商業模式創新要多過技術創新，而之后技術型創業公司開始推動整個硅谷的創投行業發展并產生了諸多熱點。
與大家之前的理解不同，其實在硅谷，一直以來大多數拿到投資的創業公司憑借的并不是技術創新，而是商業模式和產品的創新。商業創新或者產品創新在最根本的技術層面并沒有革命性的突破，有的只是成熟技術應用帶來的商業模式變革。
比如說像Facebook的社交網絡模式，并不是以技術創新來驅動的，根本上還是一種迎合了市場需求的新型商業模式。
包括剛上市的Snapchat，你也會發現它并不是一個新的技術。真正的技術創新現在還沒有到爆發的時候，達到大規模上市這個爆發點還需要幾年時間。
但是從早期創投的角度來看，技術驅動的創業公司和相關投資過去兩年已經開始大量出現。這其中有幾個熱點，包括從2015年到2016年我們一直談的VR／AR、無人機、電動車、AI人工智能，包括從AI衍生出來的SLAM、圖像識別、人臉識別、語音識別等。
第二個原因就是近年來蓬勃發展的中國“雙創”大潮。
記得去年底看到一個統計數字，現在國內從省市園區到各類科技創新扶持機構和基金，累計沉淀的引導性資金已經超過萬億人民幣。這么大的資金量勢必要推動中國的創業創投領域，尤其是技術型創業公司的發展。
而這些錢里有相當一部分流到了美國的硅谷、波士頓和以色列，投進了當地的技術創新項目，并將這些項目和技術引回國內。這部分資金的大量流出也構成了跨境投資里推動技術創新型投資的另外一個動力。
跨境投資的熱度到2017還將延續嗎？
劉勇：因為做跨境投資的關系，2016年里我三分之二在硅谷，另外三分之一的時間是在國內幫助美國被投科技公司進入中國市場以及尋找國內的戰略投資人。
這期間，我發現了一個很明顯的趨勢，也就是從15年下半年開始到16年，很多創業公司開始偏愛人民幣投資了。除了新三板的因素，另外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這些技術型創業公司在國內融資拿到的估值要遠遠高于硅谷能夠給出的估值。
比如一個在硅谷天使輪融資獲得700萬美元估值的公司，在國內可以獲得2000萬美元或者等值人民幣的估值。也就是說早在一年前，國內技術型創業公司的資產溢價已經接近3倍了。這一點促成了大量在Google、Facebook等硅谷大型科技公司任職的華人工程師紛紛回國創業以及尋找融資。
到2017年底，預計中美兩地技術型創業公司的投資溢價比例還會繼續攀升。原因是，從現階段來看，由于外匯管制的原因人民幣往外走的難度在加大，整個宏觀環境對人民幣對外投資造成了一定的阻礙。
那么之前提到的那些上萬億沉淀在國內技術投資領域里的資金，就勢必要推高國內技術創新型企業的資產價格。
而與硅谷比，國內現階段高質量的技術型創業公司數量還是相對有限，這會間接造成兩地估值差距加大，客觀上形成一個穩定的套利空間，吸引更多來自硅谷的頂尖華人工程師和科學家回國創業。
跨境技術投資是個寬泛的概念，一個方向是把國內的錢拿到美國投資科技資產，另一個方向則是把美國的高科技項目和創業者帶回國內落地，后者在過去一年來不斷升溫，在2017年將會更加熱。
跨境投資領域除了技術型投資，還有其他值得關注的領域嗎？
劉勇：其實當我們談到跨境風險投資，技術型投資只是其中的一類，而另一個與之同等重要的類別就是消費與服務型投資。這類投資其實存在非常多的跨境機會，但卻處在目前大部分跨境投資者的盲區。
一般來說，我們看到的技術型創業公司，大多是B2B2C模式，中間多的這個B就是幫助創業公司實現技術采納、對接市場的大企業。比如國內做人臉識別的曠視科技，就是通過阿里巴巴的手機銀行產品將自己的人臉識別算法提供給普通用戶使用。如果沒有阿里巴巴將人臉識別技術應用到自己現有的產品，普通用戶不會直接購買和使用這項技術。
而另一類與消費或企業服務直接相關的公司，其商業模式就省略了中間的鏈條，直接是B2C或者B2B。比較典型的就是跨境電商和廣告投放業務，把中國產品賣到美國，或者將美國產品銷往中國，再或者幫助中國企業出海。
舉個例子，全世界的手游產品80%出自中國的開發商，而這些手游怎么出海呢？其實就有這么一類公司專門在做這樣的事情。我去年就投過這樣一家公司，專門幫助國內游戲、內容以及電商公司在Facebook這樣的海外平臺上投放廣告、獲取用戶，幫助其業務出海。做這樣跨境服務的公司其實很容易獲得成功，因為其實際上就是借了一個大勢，即中企出海，同時自己也能從中獲得利潤和好處。這一類的公司在2017年的機會也會非常多。
另外從跨境角度來看還有其它一些商業模式創新值得關注，比如最近國內非常火的短視頻、內容電商和共享單車，都存在對標的跨境投資機會。
目前在美國長期生活的華人大概400多萬，其中包括100萬留學生，加上每年到美國商務出差、旅游的中國公民則有上千萬。這個人群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大部分都會使用微信、微博等國內流行的社交工具平臺。以這些平臺為土壤發展起來的短視頻和內容電商在我看來就有很好的跨境投資機會，而且這個機會同時屬于中美兩國市場。
比如崛起中的海外華人時尚博主可以把歐美最新時尚潮流引入國內市場，取代之前國內網紅群體對時尚電商領域的壟斷。再比如跨境零食電商平臺，最早把亞洲零食賣給美國華人留學生群體，后來漸漸擴散到美國人自己也紛紛去買。我在這些領域看到了大量跨境投資的機會，也在著手布局。
以上這些例子都是消費或服務型的公司，其對應的市場非常可觀，短期內的退出機會和變現能力不亞于純技術型投資。所以我建議投資界同仁，不論在國內還是在硅谷做跨境，2017年可以適當將部分注意力轉向這一類型公司，來對沖技術型公司估值泡沫帶來的風險。
我們常聽到2016年是美元VC的“資本寒冬”這一說法，作為美元VC您的感受是怎樣的？
劉勇：技術型創業公司有個特點，它在前期是要持續投入的，一輪融資“燒”完后很快又需要下一輪融資。從16年初開始，硅谷的投資機構變得比較謹慎，更看重創業公司對燒錢速度的控制和預計的營收產生時間，而這種趨勢對于燒錢型的技術創業公司來說，肯定是不利的。
但要看到，這種謹慎并不代表VC手里沒錢，2016年其實硅谷的主流美元基金募集了很多錢，但是放在手里并不急于去投資。這在我看來其實是個好事，就是把15年科技投資過熱產生的泡沫擠一擠。15年天使和Pre-A輪投資項目的數量遠超之前，當這個數量增長降下來，市場會變得穩健而大家都會獲益。
所以美元VC的所謂“寒冬”表現是一種正常的周期性反應。而實際上，2016年美元VC的投資額比2015年來看還是只多不少的，只是投資案例數量在減少。資金更趨向于向少數的優質創業公司集中，這是一個很正常的優勝劣汰過程。
2017年的美元VC市場，從投資額到投資案例來說，應該會比2016年有一些增長。國內就更不用說了，我們創投領域內的流動性與優質項目數量之比要比美國市場大很多，而優秀的，有一定技術創新優勢的創業公司還相對較少。這樣子的市場實際上是更有利于創業公司的，也會吸引更多海外技術人才回國創業。
您怎么看跨境天使投資與VC機構的關系？
劉勇：天使投資人與專業VC機構的主要區別在于職業性。至少在硅谷，天使投資人傳統上指那些用自有資金投資、扶持早期創業公司的人群，更多出于愛好而非職業要求，也不以投資回報為主要收入來源，而VC機構則是職業資金管理者，需要用募來的錢進行投資并謀求高額回報。這一根本性的區別決定了天使投資人與VC的投資思路完全不同。
最近兩年我在硅谷發現一個現象，很多新的天使投資人在各種場合上來就說自己一年投了多少個項目，而不談自己投資組合的收益。
其實作為專業VC，投資成功與否，衡量的主要就是IRR、DPI和TVPI這些指標，而這些也是美國大型母基金選擇VC機構投資的重要考慮因素。用通俗的話說，往外砸錢誰都能做，但只有少數精英才能實現穩定的高收益。
其實現在的跨境投資市場里，大量天使投資人、VC機構、國內企業甚至各級政府引導基金的資金都已入局，接下來的幾年應該就是檢驗這些投資成功與否的時候，要看這些早期投資能否在未來幾年內實現成功退出，也就意味著越來越多的被投企業有了被并購或上市的壓力。
2017年相信對于優秀的技術型創業公司來說，在美國和國內都有很多退出機會。硅谷的企業級服務領域歷來就是創業公司的并購天堂，每年貢獻大約一半的創投退出案例。而近年來崛起的優秀華人技術團隊，尤其在AI和自動駕駛這類熱點領域，未來一兩年被國內大企業收購的可能性也非常大。
未來幾年，一些技術，比如AI很可能變成一種基礎性資源和能力，獲取它們將成為一種廣泛的需求，這些需求來自于比如銀行、能源、制造等傳統行業。
而在自動駕駛方面，像北汽或是上汽，與自主研發相比，去硅谷收購一個具有相關技術、產品和IP的團隊，也能更快推進自身的研發進度，規避競爭風險。
作為在跨境中美投資領域的資深投資人，在您看來，中國的創業者和硅谷的創業者有什么區別？
劉勇：做了6、7年跨境投資，幾乎每個月都在中美兩地跑，確實看到了兩邊的創業者很多區別，這里我重點講一下硅谷華人創業者與國內創業者的區別。
硅谷華人創業者背景非常相似，不論教育背景、專業選擇還是從業經歷。他們大都畢業于計算機或電子工程專業，創業前都在Facebook、Google這類硅谷大型科技公司從事研發工作。這種“同質化”對于投資人來說倒不一定是壞事，因為可以系統性發現這類高潛技術創業人才。
比如有AI和深度學習技術背景的華人在硅谷非常多，即便分散在各個大公司里，彼此聯系也都很緊密，能夠被快速挖掘，投資人對其進行盡職調查也比較容易。但是這類人群在創業方面有些患得患失，不太容易放棄大公司優厚的待遇，也有家庭的考慮。
與此相比，國內創業者背景多樣化，可能來自各個行業，創業機會成本也相對較低。這些具有理工科、商科、文科背景和豐富行業經歷的優秀人才聚到一起，經常能產生聚變效應，所以國內的創業圈呈現出來的是非常多樣化的生態，其實從這一點來看反而與美國主流創業圈是類似的。
硅谷華人的專業背景和從業環境，也使他們在一些熱門技術領域，比如無人機、無人駕駛和人工智能等擁有比國內相關領域創業者更多的優勢。但是近年來，我們看到硅谷華人技術型人才加速回流的趨勢也越來越明顯，兩地創業者技術水平上的差別在迅速減小。
在美國還有一個趨勢值得關注，那就是針對北美華人市場的創業公司正在崛起。傳統上看這個市場相對國內和美國主流市場體量是很小的，但是因為現在跨境投資出現了新的機會，比如前面提到的內容電商和粉絲經濟的變現，帶來轉化率數量級別的提高，把原先VC完全不會考慮的商業模式變成了新的藍海。
而在這些新興跨境領域，至少在美國這邊的競爭還是很少的，是一個布局的機會。相信未來幾年硅谷的創業者的背景和業務切入點都會開始多樣化，會更趨近于國內和美國主流創業群體的特征。
給跨境創業者和投資人的建議
對于想要進行跨境融資的項目來說，您有什么建議嗎？
劉勇：需要回國融資的硅谷創業公司，可以先接觸一下有跨境資源的硅谷投資機構。尤其對于技術性創業公司來說，重點要看的是這些投資機構有沒有能力幫你構建B2B2C這個閉環，至于公司注冊、辦公場地這些都相對次要。
對于投資人的建議呢？
劉勇：前面已經提了一些建議，這里再給大家做一個風險提示。今天紐約時報的一篇報道提到，美國政府已經開始關注來自中國的資金，尤其是與國企和政府關聯的大量資金正在快速進入硅谷的敏感技術領域，包括AI、自動駕駛、航空航天和傳感器技術等等。不排除將來美國會出臺一些政策來限制中資對這些技術性公司的股權投資。
跨境投資的成功受中美兩國關系影響很大，投資人一定要有充分的政策敏感性，要跟美國主流政商界保持接觸，提前預警。
此外，2017年開始硅谷華人科技人才回流速度會加大，我預感到一種新的跨境投資模式將會成為主流，那就是人民幣項目在硅谷發現、國內落地并完成投資。跨境投資人最重要的特質是與時俱進，而非人云亦云。真正賺到錢的，在任何行業內都是絕對少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