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技術的應用，改變了傳統的商業邏輯，為產業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具體而言，產業數字化轉型的價值維度體現在驅動產業效率提升、推動產業跨界融合、重構產業組織的競爭模式以及賦能產業升級四個方面。我國產業實現高質量發展，效率提升是基本前提，跨界融合是必要條件，競爭模式重構促進了動力機制的構建，產業轉型升級是根本目標。
關鍵詞：產業數字化；產業升級；高質量發展
作者簡介：肖旭，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經濟所博士后、助理研究員；戚聿東，北京師范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問題研究”（13AJY012）。
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數字經濟成為全球經濟復蘇的重要驅動力。數字經濟的高速發展，為傳統產業的轉型升級帶來新的契機。同時，產業數字化率的提高也將增強一國產業的全球競爭力。傳統產業的數字化轉型，是我國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的重要任務之一。
產業數字化是傳統產業利用數字技術對業務進行升級，進而提升生產的數量以及效率的過程。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發布的《中國數字經濟發展和就業白皮書（2018年）》顯示，2005~2017年，我國數字經濟融合部分的總體規模從1.29萬億元增長至21萬億元，數字經濟融合部分占GDP的比重也從7%增長至25.4%；2017年，我國數字經濟融合部分就業人數達到1.6萬億人。隨著我國傳統產業的數字化轉型穩步推進，數字經濟融合部分對于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度不斷提高。
數字技術的應用，改變了傳統的商業邏輯，為產業發展注入新的活力。充分認識產業數字化轉型的價值維度，厘清傳統產業數字化轉型的理論邏輯，對于我國推動產業數字化進程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價值是以人的主觀判斷為依據，評價客體對于主體現實需要的滿足。馬克思曾指出，“‘價值’這個普遍的概念是從人們對待滿足他們需要的外界物的關系中產生的。”對于價值的理解，需要明確主體現實需要、客體以及滿足三個基本概念。
主體現實需要，既可以是個體的需要，也可以是整體的需要。其中，整體的需要即社會的需要、國家的需要，它是個體需要的集合。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實現我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是化解主要矛盾的根本途徑。產業發展是經濟建設的核心，實現產業的高質量發展也是化解主要矛盾的重要工作之一。
客體是在主體之外存在的事物，是與主體相對應的存在。主體的現實需要衍生出其與客體之間的連接，客體對主體現實需要的滿足則形成了其與主體之間的對應。
滿足是客體與主體現實需要之間相互影響的過程。社會的發展和進步，使主體產生了對更高目標的追求，主體現實需要對客體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傳統模式難以為繼的情形下，新客體的出現往往能夠帶來新契機，而其自身的發展也帶動了主體現實需要的升級。技術是產業發展的基礎，產業實現高質量發展對技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傳統要素驅動乏力的背景下，數字技術的應用為產業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時，數字技術本身的改進能夠更好地推動產業發展。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發現，產業數字化轉型的主體現實需要是產業實現高質量發展，客體是數字技術。產業數字化轉型的價值維度是指數字技術對產業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價值影響。從理論上講，產業發展涉及產業效率、產業組織、產業競爭等多個方面，數字技術對產業發展的價值影響也是多方面的。接下來本文從產業效率提升、產業跨界融合、重構產業組織的競爭模式、賦能產業升級四方面分析產業數字化轉型的價值維度，揭示數字技術應用對于傳統產業升級的影響機理。
人類文明中的歷次工業革命都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大幅提升，最直接的表現是生產效率的提升。面對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狀況，提升產業效率是我國解決好供需失衡進而實現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基本前提。
數字經濟的發展，增強了數據的資源屬性。數據在企業發展中的作用不斷凸顯，成為核心的生產要素。互聯網應用擴張夯實了信息基礎，將傳統的決策模式從“人與信息對話”導向“人與數據對話”，并且試圖實現“數據與數據對話”。數字技術在企業經營中的作用不再僅僅局限于輔助性角色，而是變得更加具有戰略性價值。企業增加對數字技術的投資有助于擴大數字溢出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根據華為公司和牛津經濟研究院的測算結果，過去30年中，數字投資對GDP增長的邊際貢獻率達到20倍，而非數字投資的邊際貢獻率僅為3倍。除對GDP增長的直接貢獻外，數字投資還在業務協同、產業融合、要素配置、創新升級等方面創造了廣泛的間接收益。
技術的升級帶來協作方式的改變，推動生產效率的提升。隨著數字技術的不斷完善，企業在數據獲取、存儲、分析等方面的能力均得以增強，并且創造了可觀的銷售業績。在數字化管理以及資產組合管理等方面，創新能力強的企業普遍表現出更為積極的姿態。數字化轉型提高了企業的生產效率，進而驅動產業效率的升級。根據埃森哲的研究數據，過去3年中，數字化轉型領先企業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營收復合增長率高達14.3%，其他企業的營收復合增長率僅為2.6%；過去1年中，數字化轉型領先企業的銷售利潤率為12.7%，其他企業的營收復合增長率僅為5.2%。埃森哲發布的2018財年公告中指出，企業數字化業務的凈收入達到230億美元，同比增長25%，占全部收入的60%，預計2019年比重將繼續增加。得益于數字化轉型對業務效率的改進，2017年華為業務的銷售收入高達549億元，同比增長35.1%，其中數字化業務占比接近10%。
數據存儲量的增加，有助于強化數據分析對經營決策的支持。在海量數據的基礎上，企業通過不斷修正數據模型的精確度，提高分析結果與現實場景之間的匹配程度。一方面，數據的價值體現在企業內部對程序性業務的優化。經過長期發展，程序性業務均有較為完善的流程與模式，由計算機進行智能化運營。脫離人工操作，有利于降低人工失誤所造成的信息誤差，進而實現業務效率的大幅提升。另一方面，企業通過對數據進行實時分析能夠對業務流程進行全面而系統的監督，及時發現經營過程中的異常及隱患。同時，企業可以通過數據挖掘發現價值流程中的低效以及冗余環節，重組價值鏈條，改善用戶體驗。波士頓咨詢公司對實施數字化轉型的100多家歐美企業進行調研后發現，2002～2016年，這些企業的業務流程、決策審批、業務溝通等程序性業務效率提高了50%~350%。以相機產業為例，電子傳感器以及數字化存儲技術的應用，實現了光學影像向電子數據的格式轉變，消除了傳統的化學處理流程，縮短了成像時間，節省了用戶的成本支出，促進了整個產業的效率提升。不過，就非程序性業務而言，其解決之道仍然要遵循經典理論和主觀經驗，其中創造性思維將發揮更為重要的作用，而這是數字技術在當前所不具備的能力。
數字化轉型對產業效率的提升還體現為信息處理的智能化、定制化。互聯網提高了企業對市場信息的獲取能力，也增強了企業對信息的即時價值的捕捉。然而，信息量的爆炸式增長也帶來了信息過載。為了從大量信息中檢索出真正有價值的部分，企業不得不投入大量的成本，這也降低了對信息使用的效率。實現信息的高效獲取，降低信息處理的復雜性，有助于提升企業業務效率。大數據技術為信息篩選提供了技術支持，但是仍然依賴于人工操作，存在一定局限。數字技術的應用則能夠實現對信息檢索的智能化、定制化。企業通過建立數據科學模型，模仿人腦機制對信息進行智能化甄別、篩選、解釋，能夠保障信息的高效供給。這個過程完全建立于預設的算法邏輯之上，賦予機器常識，克服了由個人的“有限理性”和“理性無知”對分析結果產生的主觀性影響。
在企業理論中，企業作為產業組織的基本單位，是一個封閉型組織。企業邊界決定了企業的經營范圍，一定程度上也制約了生產要素在市場上的流通。與其他生產要素相比，數據具有更深度、更廣度的融合能力，為企業的跨界發展奠定了基礎。利用數字技術實現跨界融合，增加生產要素獲取，減少交易成本，是產業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必要條件。
交易成本是影響企業邊界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數字經濟下，數字技術的應用降低了交易成本，進一步促進了企業之間在線上與線下的合作，為企業從組織外部獲得要素資源創造了條件。具體而言，數字技術對交易成本的降低主要體現在三方面：第一，數字技術激活了閑置資產，放松了資產專用性的約束。在傳統的產業體系下，要素閑置是制約產業發展的影響因素之一。借助數字技術，企業之間實現對閑置要素的共享，間接地增加了要素供給，即通過促進存量調整，緩解增量供給的壓力。美國Airbnb公司在租房者與房主之間建立起數字化連接，提高了房屋租賃供求的匹配效率，并且利用增強現實以及虛擬現實等數字技術保障房源信息的真實性，進一步提高租房者與房主之間的信息對稱度。同時，這種住宿共享模式，也有助于降低全球能源的消耗。第二，進一步降低企業之間的信息不對稱。信息化增加了企業之間的信息連接，但是線下資產信息仍然屬于網絡盲區。物聯網、移動互聯網、AR/VR等數字技術的應用，將線下資產進行數字化處理后，實現線上的完整呈現。資產信息的變動也將以數據的形式，進行線上傳遞。第三，數字技術實現信息的實時獲取，有助于降低產業發展所面臨的不確定性，避免產能過剩。企業利用數字技術可以實時獲得用戶信息，及時了解用戶需求的變化，并且通過線上促銷等方式預測商品的價格區間。另外，企業也可以根據用戶需求進行定制化批量生產，減少前期的無效投資以及庫存積壓，形成物流、信息流和價值流之間的協同。
對用戶需求能否給予即時響應，決定了企業是否能夠在市場中占得先機。然而，由用戶需求所衍生出的一系列業務活動并非能由任何一家企業獨立完成。現代商業環境是實體之間相互依賴形成的網絡，他們相互連接以創建和獲取價值。企業之間通過建立數字化連接，促進數據的實時共享，實現業務無縫化銜接，提高響應速度，成為企業發展的新引擎。波士頓咨詢公司的調研結果顯示，在過去的4年中，企業之間建立的數字化合作數量增加了大約60%，而這一數字還會繼續上升。數字化合作不僅可以在上下游企業之間建立，而且可以發生在跨行業的企業之間。數字化連接打破了傳統邊界對于企業發展的束縛，促進了企業之間的數據共享，也推動了產業之間的跨界融合，有助于形成數字化生態。維基百科將數字化生態定義為：一種分布式、適應性、開放的社會技術系統，具有自組織、可擴展性和可持續性的特點。產業生態是由多邊合作伙伴組成，通過多方之間的協作，實現共同的價值主張。
在數字經濟下，產業組織的基本單位不再是企業，而是企業之間以用戶價值為出發點建立合作關系而形成的數字化生態。數字技術的發展，使得企業不再僅僅將數字化生態視作提高效率的工具，而是實現自身發展的模式。數字化生態聚焦于用戶的現實需求，通過引入眾多的參與者不斷增加產品的附加價值，為用戶提供更為優質的體驗，其所創造的價值也超出了任何一家企業的能力。信息產品的特點是高固定成本和低邊際成本，這種成本結構為規模經濟的產生創造了條件。由于絕大多數固定成本都轉變為了沉沒成本，通過增加信息產品的使用頻率降低平均成本并創造更多的價值，成為企業經營的主要目標。網絡經濟具有極強的外部性，隨著參與者數量的增加，網絡價值將呈現指數級增長。因此，參與者數量的增多有助于促進用戶價值的供給，提升產業生態的活力，形成數字化生態的規模經濟。
數字化生態能夠滿足用戶的碎片化需求，凸顯“長尾效應”，參與者之間合作所產生的網絡協同可進一步提高用戶粘性。用戶借助數字技術可以擺脫單個企業供給產品的約束，在數字化生態提供的產品性能中進行自主選擇，并且決定如何組合這些性能。隨著用戶需求日益多元化、個性化，參與者業務的多樣性成為增加用戶價值、提升數字化生態活力的另一個關鍵因素。
完整的數字化生態包括創造用戶價值所需要的基本業務活動，以及實現用戶價值傳遞和維護的其他輔助活動。活動類型的劃分也決定了參與者在生態中的角色差異。根據Adner的分析，產業生態中包括核心企業和輔助者兩類角色，核心企業通過在系統內部開放生產要素和知識產權等資源的方式建立合作關系，具有引導價值創造以及決定要素分配的主導地位，并且要承受生態運行中的各項風險，而輔助者則要遵循核心企業的引導、承擔相應的業務職責。在這種以核心企業為主導、多個輔助者共同參與的生態模式下，輔助者創造了碎片化的價值，核心企業扮演起連接用戶、整合碎片化價值以及價值供給的角色。在創造用戶價值的系統目標下，每個參與者作為子系統除了要扮演好自身的業務角色外，還需要加強與其他參與者之間業務的協同，形成價值創造的范圍經濟。參與者自身的業務能力、同質企業之間的業務協同以及異質企業之間的業務銜接共同決定了數字化生態是否能夠高效地實現用戶價值的創造、傳遞和維護。
競爭機制是市場經濟的核心動力。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經濟體制改革必須以完善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為重點，實現產權有效激勵、要素自由流動、價格反應靈活、競爭公平有序、企業優勝劣汰。”企業之間建立的虛擬連接打破了物理環境對企業發展的約束，不僅創造了跨界發展的新機遇，而且消除了傳統的行業壁壘對潛在進入者的抵御，企業不得不面臨來自其他領域的更為激烈的競爭。數字化轉型將重構產業組織的競爭模式，進而構建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動力機制。
產業數字化轉型降低了信息不對稱對要素流通的約束，大數據能夠提供更多的質量信號。要素將在質量信號的引導下向能夠高效創造用戶價值的領域集中，數字化生態的戰略導向轉變為優化用戶價值的供給質量和供給效率。在數字經濟下，用戶價值成為引導生產要素配置的核心指標，依托商業生態圈的競爭方式成為新潮流。信息技術顯著降低了協作成本，培育或參與生態體系成為企業在產業組織中發展的現實選擇，構建在用戶價值供給方面的比較優勢成為產業組織競爭的主要維度。傳統產業邊界被打破進一步加快了要素流通的速度，競爭機制將促進產業組織內部要素配置的優化，實現整個生態的效率升級。數字化生態之間的競爭關系將發生在產業組織內部的生態之間、生態內部的參與者之間以及產業組織內部的生態與產業組織外部的生態之間。
針對同一用戶價值，產業組織內部將出現多個數字化生態，這些生態之間形成直接的競爭關系。作為數字化生態的樞紐，核心企業扮演著關鍵角色。從本質上講，生態之間的競爭也是核心企業之間的競爭，核心企業在用戶連接、碎片化價值整合、價值供給上的綜合能力決定了生態的競爭優勢。第一，在用戶連接上更有優勢的核心企業能夠采集豐富的用戶數據，在數據的規模以及維度上獲得有力保障，為用戶行為的歸納、分析、預測提供良好的基礎。第二，核心企業不僅要嘗試連接更多用戶，而且要吸引更多的參與者加入生態中，增加生態的規模和多樣性，增加碎片化價值創造的能力和范圍。第三，能夠按照用戶需求對輔助者創造的碎片化價值進行高效整合的核心企業，將為用戶創造個性化的價值。第四，能夠實現用戶價值快捷供給的核心企業，為用戶帶來創造時間和空間的價值。科學管理革命興起以來，時間管理始終是管理實務的重要研究領域之一。亨利·福特于20世紀初推出的流水線生產模式減少了生產制造的時間，以數字技術為基礎所建立的數字化生態網絡將進一步節約產品供給的時間。交通、通信等技術的進步則放松了空間約束。2017年以來，阿里巴巴通過整合支付寶、銀泰百貨、餓了么、天貓超市、高德地圖、盒馬等參與者，搭建了線上線下融合的新零售供給體系，引領物流的供給保障進入“分鐘級時代”，建立“三公里理想生活圈”，為用戶創造了產品供給的時空價值。在生態之間的競爭中，輔助者的作用表現為碎片化價值創造的效率以及與其他參與者之間的協同。
產業組織的競爭還發生在生態內部的參與者之間。為了增強數字化生態本身的競爭優勢，生態內部還需要不斷地進行自我升級，升級的過程中同樣也存在著優勝劣汰的競爭機制。就核心企業而言，維持核心地位的關鍵在于擴大用戶連接和獲取用戶數據，在價值端和供給端之間發揮核心樞紐的作用。同時，為了保障價值的高效供給，核心企業還需要不斷更新生態內部所共享的重要技術，促進參與者創造碎片化價值以及業務之間的協同。核心企業主導著生態內部的要素配置，而在價值供給和技術共享兩個方面更具優勢的參與者才能成為生態的核心企業。就輔助者而言，在核心企業的引導下創造能夠滿足用戶預期的碎片化價值并且與其他參與者之間實現業務的高效協同，是培育競爭優勢的關鍵，而在這兩個方面表現低效或者無效的輔助者必然會被其他更為高效的輔助者所替代。
數字化連接打破了傳統的產業邊界，也降低了產業進入壁壘，產業組織內部的參與者將面臨更多來自外部的競爭壓力。隨著用戶價值成為生態運行的核心維度，規模經濟、技術優勢、沉沒成本等進入壁壘的作用被削弱，嘗試通過橫向和縱向的一體化降低協作成本的戰略逐漸被替代，跨界合作成為產業組織發展的常態。在數字經濟下，用戶響應是企業實現生存和發展的重要價值觀。通過整合價值鏈、供應鏈、產業鏈而建立高效的價值網絡，實現價值創造、價值傳遞和協同、價值交付成為企業抵御潛在進入者的競爭策略。在跨界互聯的戰略思路下，以百度、阿里巴巴、騰訊為代表的互聯網企業通過跨界整合建立商業生態，不斷擴大業務范圍，對傳統企業形成了較大沖擊。面對互聯網企業的崛起，傳統企業要通過數字化轉型和增強價值供給以鞏固市場地位。
2014年以來，我國經濟進入中速增長期，面臨“產能過剩”和“供給缺口”的結構性問題，推動產業升級是迫在眉睫的現實問題。面對數字技術的發展所帶來的機遇，應通過數字化轉型賦能產業組織升級，推動產業高質量發展的戰略轉型。
數字化轉型在驅動產業效率提升的同時，改變了傳統產業的經營理念，為我國產業結構升級提供了方案。產業數字化轉型促進產業跨界融合，加快了要素流通，促進了要素配置的優化，倒逼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的提升，進而推動產業技術升級。另外，數字化轉型重構了產業組織的競爭模式，增強了競爭機制，有助于提高資源利用效率、促進收益公平分配、推動產業組織持續優化。產業升級的本質在于企業生產力和市場競爭力的提升，數字化轉型賦能產業組織升級體現在實現以用戶價值為導向、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增加產品的附加價值以及促進現代產業體系的培育等方面。
（一）數字化轉型實現以用戶價值為導向
數字技術不僅增強了企業之間的連接，而且促進了用戶與企業之間的互動。在傳統生產關系中，用戶一直被視為被動接受者，缺乏對產品設計的話語權。數字技術的應用有助于實現用戶深度參與產品的設計與生產，賦予用戶對產品的自主選擇權，這也使得市場力量從供給端轉移到需求端。用戶可參與到企業的生產活動中，獲得個性化的產品供給。這也提高了供需之間的連接和匹配，明確了產品制造和創新的方向，有助于降低企業的試錯成本，進一步破除低效、無效供給。由于用戶需求具有多文化特征，企業可以聚焦于某一類特定產品的供給和迭代，強化競爭優勢，提高供給效率。在新的生產關系下，用戶價值成為影響產業發展的核心力量。數字技術為用戶與企業建立了實時互動和反饋的價值連接，提高了企業的生產效率。通過數字化連接，企業實現了對用戶價值的洞察導向和敏捷反應，進而改善了用戶體驗。
企業對用戶數據的實時分析，有助于企業快速把握用戶需求的變化并作出合理應對。在數字經濟下，發現市場缺口并且快速供給，是企業建立競爭優勢、增加用戶粘性的關鍵。用戶在體驗過程中所產生的海量數據為產品的迭代升級以及用戶價值的增加提供了支撐，用戶群體的擴大為產品創新帶來了規模經濟效應。企業對每一個市場機遇的把握，都會延伸出多個新的機遇。與升級既有產品相比，發現新機遇能夠創造更多的價值。數字化轉型對企業經營產生了實質性影響，而且從根本上改變了商業模式。
隨著企業經營的重心從供給側轉向需求端，傳統的大規模生產模式逐漸被個性化定制的批量生產模式所替代。用戶端的價值流通過數字化連接實時影響企業物質流的調度以及生產活動，降低了運營成本，也提高了庫存管理的效率。其中，人工智能的應用加快了信息流的傳遞，在提高生產效率的同時，通過需求端倒逼供給側的品質提升，促進了產業結構的升級，這與我國當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要思路不謀而合。另外，企業之間基于數字化連接實現對閑置資產的共享，為過剩產能的化解提供了解決方案。
（二）數字化轉型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用戶數據的積累為企業發掘和探索用戶價值以及判斷競爭對手的行為奠定了基礎。企業通過對用戶數據的分析，有助于增強對市場趨勢的預測能力，提高創新產出。在大數據思維下，數據量的大小對于預測產生直接影響。但是，也要意識到，單一數據源僅能夠提供有限的數據價值，數據的多源有利于降低處理結果的誤差，數據的多維則擴大了分析的視角。因此，數據的體量、多源、多維是充分發揮數據價值的前提。為了滿足以上三個前提，數字化生態內部需要加強數據的流通和開源。為了保障生態內部數據處理能力的均衡，技術協議和算法也要實現共享，促進參與者之間的技術協同。所有參與者都需要擁有對技術和算法進行升級的權限和意識，共同促進整個生態的技術能力不斷提高。
在機器算法分析結果的引導下，以土地、資本、勞動為代表的傳統生產要素將向能夠高效創造用戶價值的領域集中。同時，計算機將根據實時采集的數據不斷修正分析的結果，及時給予反饋，在第一時間對生產要素的配置進行調整和優化。人工智能的應用替代了程序性業務中的勞動力，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勞動力價值的消失。企業可以通過在職培訓、再教育等方式提高勞動力技能，將勞動力配置到非程序性業務的處理流程當中。由于人工智能只能夠根據已有數據進行分析，因而在機器理性中無法對組織戰略進行解讀，并且難以根據重要性對組織活動進行排序。基于機器算法進行的資源配置均具有顯著的時效性，過分依賴機器常識將使得組織陷入戰略困境。受到既定程序的約束，人工智能對異常信號的判斷會出現偏誤，增加不必要的管理成本。將勞動力向非程序性業務集中，將更好地發揮主觀意識在處理應急性事件方面的優勢，提高組織的創新能力。
作為核心生產要素，數據在驅動產業效率提升的同時，優化了傳統生產要素的配置，提高了全要素生產率。基于數據建立的人工智能替代了程序性業務中的勞動力，促使勞動力向非程序性業務領域配置，有利于更好地發揮主觀意識的優勢。
（三）數字化轉型增加產品的附加價值
創新是企業建立競爭優勢的關鍵，也是促進產業創新升級的重要驅動力。數字化轉型倒逼產品的快速供給，對創新的速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硬件設施的創新通常需要較長的周期，難以滿足數字經濟下的創新要求。隨著用戶對個性化體驗的需求逐漸增加，通過軟件業務的改進，增加價值供給，成為企業實現創新的新思路。同時，軟件業務升級所需要的周期短于硬件設施，更有利于企業把握新的市場機遇。
數字化轉型增強了用戶與企業之間的連接，促進了共創體驗。共創體驗是用戶與企業之間以多種渠道、選擇、交易和價格-體驗關系為基礎共創價值的過程，克服了傳統商業模式下用戶在交換活動中的被動性。用戶參與度的提升，不僅使企業從繁瑣的規章中擺脫出來，而且為企業的創新活動提供了指引，促進了共創體驗的個性化。數字化連接實現了用戶與企業之間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進行一對一的互動，幫助用戶獲得個性化體驗。互動頻率的提高也有利于企業更加精確地把握用戶的需求走勢，而在互動中所產生的數據則能促進企業不斷升級產品和服務，提高產品的附加價值。數字化轉型推動了制造業服務化以及現代制造服務業的發展，對于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增強制造業自主創新能力都具有重要意義。
（四）數字化轉型促進現代產業體系的培育
我國的現行產業體系中的傳統產業一部分已逐漸步入成熟期，一部分進入衰退階段，當前面臨著如何跳出產業體系的結構性陷阱的挑戰。加強創新引導，培育現代產業體系，是走出結構性陷阱的唯一路徑。以用戶價值為起點，在競爭機制的作用下，基于數字技術而形成的產業價值鏈將對產業組織進行系統性重構，在動態演化的進程中實現產業技術不斷升級，為我國產業向價值鏈高端攀升奠定基礎。
數字化轉型有助于推動產業對外開放，促進我國企業參與國際競爭，加強創新能力開放合作。長期以來，我國產業體系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分工一直處于中低端，缺乏競爭力。當前，以云計算、物聯網、區塊鏈、人工智能、大數據等為代表的信息技術正在重構全球價值鏈。面對發達國家在核心技術、人才資源等方面的封鎖，我國企業應該把握新一輪科技革命帶來的機遇，利用數字化連接整合全球資源，發展數字化業務以及重大技術，加快數字技術在現實場景中的商業化應用，推動產業合作網絡、產業鏈與價值鏈的創新組合，建立新的比較優勢，實現產業發展的乘數效應。
數字技術的發展為產業實現高質量發展奠定了基礎，帶動了產業數字化轉型。產業數字化轉型的價值維度體現在驅動產業效率提升、推動產業跨界融合、重構產業組織的競爭模式以及賦能產業升級四個方面。我國產業實現高質量發展，效率提升是基本前提，跨界融合是必要條件，競爭模式重構促進了動力機制的構建，產業轉型升級是根本目標。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提出，“加快發展先進制造業，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就數字化推動傳統產業升級，提出如下建議：
第一，進一步加強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增強數字基礎設施服務的能力。在數字經濟下，產業的發展取決于對數據的獲取和利用的綜合能力。投資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擴大數據流通的范圍，提高數據流通的效率，是我國把握數字經濟機遇、實現“雙輪驅動”的重要條件。但是，也要清晰地認識到，與美國、日本、英國等發達國家相比，我國數字化水平仍然有待提高。根據麥肯錫發布的《數字中國：打造具有全球競爭力的新經濟》報告，2013年美國的數字化水平高出我國4.9倍，到2016年縮小至3.7倍，其中在數字基礎設施建設上的差距最為明顯。我國應加強對關鍵技術設施的投資與建設，加快技術在商業領域應用落地，增強數字基礎設施服務的能力，并且積極參與到全球技術標準和兼容性的制定中，為我國實現高質量發展培育技術優勢。
第二，健全激勵機制，探索協同治理模式，加強對數據安全的法規指引。企業之間在數字基礎設施之上開展合作而形成的數字化生態，是數字經濟的基本組織。健全對核心企業的激勵機制，探索企業、社會、政府協同治理的模式，是培育數字化生態并且保障其穩定運行的基礎。另外，數字化生態內部的數據融合增加了產權的模糊性，數據安全成為各類機構共同關注的熱點問題。我國應加快數據安全的立法工作，進一步明確各類機構的權利、責任、義務，提高用戶數據的安全性，為建立數字中國提供有力支撐。
第三，推進規制改革，營造有利的制度環境。數字經濟的發展，使得傳統的反壟斷規制已然無法適應數字經濟的發展形勢，在規制對象、規制目標、規制手段等方面均有待調整。通過反壟斷規制創新，保障產業數字化轉型的穩步推進，禁止排除、限制競爭的壟斷行為，為搶占新一輪全球產業競爭的制高點營造有利的制度環境，是現階段我國規制改革的重要方向之一。
